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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基本宪理和宪法的逻辑，代议民主下的代议机关不能行使属于人民的全部权力，只能行使人民通过宪法委托给它的那部分权力。

刑法立法合宪性需要受到刑法宪法权利的检验。纵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社会领域的急剧变革对刑法典作出及时与必要的修改、弥补刑法典的不足在内容上是合理的，也并不等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修订就是合宪的，不能以目的/内容（部分或全部）正当性反推手段的合理性，进而以此引申出立法权限的合法性。

当行为者成为解释者时，它几乎可以成为真理的化身。这种汗漫无边的权力疆界，显然不符合宪制原则，也背离了刑事法治的基本要义。而废权论其实质是修宪的主张，看似快刀斩乱麻，但混淆了应然与实然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具有刑法修正权这一问题，有不顾现有制度家底欲毕其功于一役之嫌，这种主张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由于实证法本身不断被质疑，从而基于实证法的稳定秩序难以形成，最终也损害了正义的实现，[38]很有可能刚出虎穴，又入狼窝。也就是说，宪法与刑法的关系就是刑法的运行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45] 李怀胜：《刑事立法的国家立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8页。

3.禁止修改刑法总则 宪法视野中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具体到部门法中，既包括基本法律中的基本原则，也包括基本制度或基本法律规范，如果说基本原则是基本法律制定和运行的指导思想，是基本法律的灵魂，那么基本法律规范就是基本法律的骨干和核心，对其他法律规范具有统帅作用，基本法律规范上承基本原则，下接一般性的法律规范。对于全国人大而言，毋宁说，是一种强其所难，一种不能承受之重。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重大遗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形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非常特殊的政治关系。

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但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有两个国家机构比较特殊，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它们不属于上述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7] 八二宪法体制的核心是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这个三统一的复合结构称之为八二宪法的主权机构，那么按照周林刚博士的说法，这是一个时间化的主权结构，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只有在一个历史进化过程中才是可理解的，犹如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只能在一种成长的眼光下才能真正被理解、被证明一样。

[24] 周林刚：《中国宪法序言正当化修辞的时间意识》，《中外法学》2016年第3期，第589页。到了那个时候辩证统一才会得到真正的统一，回溯历史，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在社会主义宪法演进史上，或许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第三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与修改基本法律的权限，是合宪性依据与刑法理性发展的源头性议题。[30]集中讨论刑法修正权限，诚然更多偏重于形式合宪性考量，而这样一种形式主义，与实质法治、实质宪制是紧密关联的，端在于，撇开形式正义过多地谈实质正义将使太多的非法律因素进入法律实施的过程，从而可能造成执法者、司法者的专断，并加深权力因素、利益因素对法律实施过程的渗透，最终受到严重伤害的必将是法治。而早在1954年制定宪法讨论国家机构这一章时，毛泽东就说过：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

另一方面，刑法是人权法中的最重法，也是其他法律（包括宪法）的保障法。五、结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同时，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全国人大只对宪法基本权利，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诸如《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诉讼和仲裁制度，拥有法律保留制定与修改立法权限。

[38] 张翔著：《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这就需要对于全国人大本身进行稳步且深层次的革新，比如精简代表数量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人数大致相等，即1200人，并且可考虑分设地方院和社会院，两院人数相等，各600人，[41]减少官员代表比例，尽可能实现代表专职化，同时，做到会期的灵活化，将立法权的行使置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优先地位等。

字义多义时，以法律的产生史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系统相关性作为进一步的辅助手段。[17] 林彦：《再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法学家》2011年第1期，第3页。

而刑法宪法立法权限，又涉及到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问题。[28] 参见秦前红、刘怡达：《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之实证研究——以刑法修正案为样本的统计学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179-181页。二是刑罚法规内容的适正的原则……实质的侧面主旨在于限制刑事立法权，反对恶法亦法，是实质法治的表现。换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涉及宪法基本权利立法与修改时，则存在刑法立法合宪性问题，以检视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僭越全国人大立法与修改权限。[55] 陈端洪著：《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第38条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原则。

而1997年之前先后出台的23个单行刑法，以及路径依赖下1997年《刑法》后出台的1个单行刑法、9个刑法修正案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制定、通过的。此举不仅无法保证全国人大国家基本法律立法权的正常行使，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立法质量难以保证。

[40]当然，基于全国人大的民主性与组成人员广泛的代表性，将刑法等基本法律修正权回归全国人大专有行使，可以也应该作为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理想彼岸予以认真考量。由于刑法问题直接关涉生杀予夺，而宪法作为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必然需要对犯罪与刑罚进行原则性的规范，以制约刑事立法与司法。

[53]这段话其实包含着本文刑法立法合宪性审视问题。如此宪法重重设防，显然是为了确保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律的修改能够充分反映全国人大的意图，[17]亦是维护全国人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地位的内在需要。

刑法以剥夺公民自由为主要制裁手段，不良的刑法无疑是对公民自由的最大威胁，因此，孟德斯鸠得出了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刑法的结论。故对于刑法的修正，必须接受罪刑法定原则的检验，这是刑法立法权力行使合宪性的根本保障。刑法立法合宪性需要受到刑法宪法权利的检验。纵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社会领域的急剧变革对刑法典作出及时与必要的修改、弥补刑法典的不足在内容上是合理的，也并不等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修订就是合宪的，不能以目的/内容（部分或全部）正当性反推手段的合理性，进而以此引申出立法权限的合法性。

当行为者成为解释者时，它几乎可以成为真理的化身。这种汗漫无边的权力疆界，显然不符合宪制原则，也背离了刑事法治的基本要义。

而废权论其实质是修宪的主张，看似快刀斩乱麻，但混淆了应然与实然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具有刑法修正权这一问题，有不顾现有制度家底欲毕其功于一役之嫌，这种主张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由于实证法本身不断被质疑，从而基于实证法的稳定秩序难以形成，最终也损害了正义的实现，[38]很有可能刚出虎穴，又入狼窝。也就是说，宪法与刑法的关系就是刑法的运行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

[45] 李怀胜：《刑事立法的国家立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8页。3.禁止修改刑法总则 宪法视野中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具体到部门法中，既包括基本法律中的基本原则，也包括基本制度或基本法律规范，如果说基本原则是基本法律制定和运行的指导思想，是基本法律的灵魂，那么基本法律规范就是基本法律的骨干和核心，对其他法律规范具有统帅作用，基本法律规范上承基本原则，下接一般性的法律规范。

对于全国人大而言，毋宁说，是一种强其所难，一种不能承受之重。这些主张可以视为目前学界较为典型的限权论。反思过去的修法，真正应该引起批评的，是增加新罪名的补充部分，这部分不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修改和补充的方式进行，而应当属于制定权，属于全国人大的权力。[48] 林彦：《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及原因探析》，《法学》2002年第7期，第25页。

[21] 参见刘宪权：《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法学评论》2016 年第1 期，第86-97页。宪政具有双重的价值目标：一是让国家权力真正为民服务，实现权力为人民所有的价值预设。

宪政的价值追求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这关系到国家权力结构调整等重大宪制问题。

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部门法理论都没有像刑法理论这样强调法律的明确性，禁止绝对不定（期）刑、犯罪构成的明确性即为其必备要素。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